也许他只是一个说话不讨喜的打星，然后掉进了一个时代的漩涡中。和他冒险拍摄《战狼》一样，无数偶然与必然的元素交织，最终酿成或好或坏的结果。
电影《再见，坏蛋》的市场失利有多方面原因，但与出品人兼友情客串的吴京并无直接关系。正如业内人士所分析：
就连社交平台上那些对此表示幸灾乐祸的网友，很可能也是在电影官宣撤档（8月22日上映，8月27日宣布撤档）之后，才在不经意的话题推送中得知它的存在。
欢乐中夹杂着一种欲言又止、若隐若现的情绪，却没人敢正面挑明。毕竟谁都清楚，“红线”碰不得——这也正是近些年来，以吴京为代表的部分文化界人士遭遇持续网暴的根本原因。
尤其当一部影视作品被场外因素裹挟，审视它的眼光便早已超出文艺评论的范畴。这种现象近年来并不少见。假设自2023年起，导演们集体“封刀”，或许能避开愈演愈烈的舆论戾气，甚至在多年之后，反而等来一波致敬。基本句式如下：
内地互联网的一大特征，便是不吝以最美之辞“致敬”所有未曾成为时代热点的人物与作品，而对正处在风头上的“他们”，则极尽贬低之能事。
以今年暑期档的《捕风追影》为例。成龙在该片中并非绝对主角，甚至主角色彩有所淡化，却被誉为“十年来最好的成龙电影”。内娱率先发力，网络舆论持续跟进，《捕风追影》随即登上热搜。“成龙依然能打”获得肯定，大众在这一波舆情中选择“原谅”他过去十年的其他作品，同时也默契地无视了“成龙十年前就已步入老年却仍在搏命”的事实。
吴京，正是在21世纪10年代末接替成龙，成为“季节性被输出”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吴京在网络舆情中被持续放大，本质是互联网亚文化的传导效应。诸如流传于网络的表情包和二次剪辑的影片切片，这种传导往往淡化善恶、强化流量。多数人玩吴京的梗，未必真有多讨厌他，只是单纯觉得“好玩”。
“梗”是10年代以后内地互联网的主要沟通方式。大家都明白，“梗”能快速建立一种心照不宣的连接，也知道一个“梗”的流行，就意味着流量所在。
即便是粉丝基础雄厚的大UP主，也会紧跟时事，在原创内容中融入诸如“扛一箱牛奶都解决不了问题”这类被主流媒体忽略的社会梗，实现与粉丝“同乐乐”的效果。
“坦克没有后视镜”是最近围绕吴京的新梗，初衷是调侃他在某次访谈中流露出的“爹味”拍摄回忆。
绝大多数坦克确实不装后视镜，主要依靠车长目视观察和车载电子系统感知周边环境，某些欧洲国家制造的坦克有后视镜，但属于极少数型号。后视镜仅在特殊场合会临时加装，例如阅兵。
而吴京被指最大的“罪”，莫过于“护照通行”，这也成了如今压在他身上最显眼的“黑点”。然而很多滥用这个梗的人，并未结合他发言的时代背景，体察当时国内社会对重大外交事件的自豪心态：
“你经历过那次撤侨（利比亚撤侨），撤了多少人？据说是35000人吧。一张中国脸，一本中国护照，就是通往最安全地区的通行证。”（摘自访谈类节目《巅峰问答》）
利比亚撤侨，可视为中国海军舰艇历史上首次在远洋执行撤侨任务，保护旅居华侨的标志性事件，意义十分重大。电影《红海行动》的上映，也正是契合了这种民族情绪的释放，再加上当时电影市场热度正高，最终创造了票房佳绩。
就像《战狼》系列，尤其是在2017年，第二部上映之后，吴京逐渐在网上背负起远超作品本身的复杂情绪，成为某种社会发展阶段下的宣泄出口。
今年春节后，导演饺子在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获得空前反响后，出乎意料地宣布“闭关”创作《哪吒3》，相约“五年后再见”。
五年后怎样尚未可知，但饺子或许已经意识到：当《哪吒2》被捧到某一高度，甚至成为某种文化象征时，他所要面对的将不再是赞美与掌声，而是恶意与刻薄。
首先，吴京确实在《战狼》中塑造出一种自由、狂野、武德充沛的军人形象。你当然可以认为这是对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的粗糙模仿，但无法否认——《战狼》让人民子弟兵的形象更贴合现代观众的审美。
其次，《战狼》系列显现出一个优秀作品的共通特质：“肉眼可见地看到钱花在哪里”。
第一部请来的最大牌是倪大红，第二部则是吴京自己——此时他已凭前作跻身国内一线动作明星行列。
他主演或参演的几部动作片反响平平。在同代动作男演员中，比邹兆龙年轻，比谢苗年长。加上动作片在21世纪初就已式微，即便他在香港参演过《杀破狼》（2005）、《夺帅》（2008）这类电影，也仅止于让人略有印象的配角。主演的《狼牙》（2008）更是几乎毫无存在感。
2008年，内地社会经济开始高速发展，反映在影视文化上，是港圈文化与演员逐渐失宠，“内地制造”开始反超。不少曾赴港发展的内地演艺人员纷纷回流，共襄盛举。
而在这一时间线上，如今孜孜不倦拿他玩梗的网民，大多还在上学，甚至只是小学生。他们未曾亲历，也对那段历史阶段缺乏真切感知。
吴京回到内地后，拍了一部《西风烈》。对他个人而言，单纯靠动作演员的形象与特长，已不足以支撑未来的发展。
《战狼》，是吴京孤注一掷的成果——其中有火热的时代因素，也有大胆的类型尝试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呼应了国民生活水平提升后，迫切渴望通过文艺作品释放的情绪。
《战狼》的成功有其市场必然性。那么其背后的商业运营思维算“罪”吗？如果是，那么曾经掀起一个时代风潮的《少林寺》也是“罪”，甚至“罪”更大——
当年不少媒体报道过有孩子因看《少林寺》荒废学业、偷偷上山学武。以今天的标准看，它是否也算“教坏小孩”？
这类指责的底层逻辑，就如同“如果肯德基算西餐，那炸爆米花的也算生意人”一般，荒诞且毫无道理。
如果电影失败，按现在流行的“人民史观”，今天的他会不会反而成了“被资本抛弃的好人”？大家会不会一边切片《战狼》一边感慨“资本做局，精品遗珠”？
对失败者的致敬与对成功者的贬低，往往源于现实的社会发展瓶颈——当很多人无法直面现实，便去寻找可憎恨的替代品。
当下网络舆论的情绪越来越聚焦于“极端主义叙事”：不顾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，全盘否定一个人过去取得的成就，将其锁定为宏观批判的靶子。这种情绪极易被煽动，越来越多人通过“梗”盲目加入声讨，却落入流量引导的陷阱而不自知。
2008年，吴京曾“潜入”汶川参加抢险救援——这件事直到2010年才被曝光。
“皇汉”眼中他是“满人”，观众眼中他是“直男”，神神眼中他是“粉红”，愤青眼中他是“资本家”……所有流传的“拼图”都在断章取义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情绪。于是吴京成了一个全方位、无死角、反复被几个梗嘲笑长达八年的人物。
而这些情绪化输出的主体，往往既缺乏对时事的洞察与预见，也不真正具备影视消费市场的受众属性。
因邀请了一位“不合时宜”的人物参与宣传，该片遭遇舆论围攻。最典型的评论是：“谢谢！本来想看的，正好省了一张票。”
然而该片在舆情最严重那一周的票房与排片走势表明：无论有没有这回事，那些围攻的主力群体本来就不会走进电影院，看什么片都不会。
在丝文化思潮的影响下，很多网民更倾向于共情“和我一样”的“受害者”，而不是“你凭什么比我成功”的个体。甚至可能上个月还在齐声称赞，下个月就集体转向——两种声音，来自同一群人。
在这种思潮中，吴京主导的商业作品，成功就是“原罪”，失败就是“活该”。就连因演员调整而更换女主角的《镖人》，也同样难逃“上帝视角”的批判：
在缺乏逻辑的互联网舆论场中，人们竟要求有人能“预见最不可预见之事”，同时施加“原罪论”——让一个本想借电影重振武侠/动作片市场的人，背负太多电影之外的包袱。
也许这种评价转向也反映了一群人思想的流变，但其后果，本不该由某个具体的演员与作品来承担。
和他冒险拍摄《战狼》一样，无数偶然与必然的元素交织，最终酿成或好或坏的结果。